红玫瑰油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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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一合法化在道光至同治年间又衍生出新的恶果，加剧了当地蒙汉矛盾。获得长久居留权的内地农民开始不满足于现状，也不再老实的向原来的蒙古族地主（此地主非彼地主）缴纳地租了。因为汉民日多，蒙人反而成为少数，于是部分汉民开始结连起来反客为主的欺负蒙古族，对来取地租的蒙古人轻则欺骗，重则干脆拳打脚踢，反正只要不少朝廷的税和蒙古王公的租，反而比普通蒙古族人更受保护。当时，在蒙旗境内，清廷设置的管理蒙汉词讼的“理事通判厅”主官基本上由汉官充任。乾隆四十一年，有几个厅升格为州县，就是平泉州及其下属的建昌县、朝阳县和赤峰县，和蒙旗制度平行。但这些州县官员视征收粮款多寡为政绩，缺乏调和民族矛盾的意识，所以往往在蒙汉词讼上站在汉农一侧，并不深究其中的是非曲直。再则，从地租上，官员自己也有利可图。康、雍朝的时候，蒙古地租收的是粮，乾隆朝以转运不便，依据汉农之请，改为依照粮食的市场价格折合为钱。因为多了一道变现手续，官员们的偷手机会自然增大了。既有私利在中间，官员们就愈发会偏袒汉农了，蒙人之怨言怒火，自不待言，民间对汉农的报复行为也因而发生。收不到地租又打不赢官司的蒙古族人难免纠集亲友上门强讨；被汉民殴打的蒙人反过头来报仇也不足为奇。一件两件无所谓，但随着时间退隐而聚少成多就不可小觑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