金属色调油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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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初，由于官方的组织管理尚称严密，所以没出什么乱子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当乾隆年间的管理趋于疏离后，出关者的成分便复杂起来，许多无灾之地的人员也为了躲避税收，冒充灾民出关，加之蒙古王公贪图地租利益，默许出关农民长期居留，使得权宜之计的借地变成了长久居留，一方大量涌入，一方只入不出，结果当然是蒙地的汉族越来越多，当初的五十里耕种界线很快就变成了一纸空文。内地民间甚至出现了专门把人送到关外去的“揽头”职业（跟现在的蛇头也差不多吧），可见当时出关潮之踊跃。据光绪年间重修的《承德府志》留下的数据，乾隆四十九年（AD1784），喀剌沁三旗和土默特二旗的汉族人口已逾55万，到了同治十一年（AD1872）达到了88万多人，80多年间增加了32万人。
人口增加了，垦区扩大了，维系着众多蒙古族生计的牧区当然会随之减少。当初的“娇客”一旦转变为剥夺自己生存空间的对手，那种好感也就随之不复存在了，代之而升起的是一片反对土地放垦的呼声。当然，那时候还不存在环保观念，不过从客观上说，过度开垦破坏草原确实也会造成生态问题，只是还没人意识到而已